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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下郡国利病书(天下郡国利病书是由什么所作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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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载《群言》2016年8期被誉为恂恂儒者的董桥先生曾在《夜行者的独白》一文中讥讽了顾炎武,说他甚奇而怪,乃至神经兮兮:“顾亭林学问文章俱佳,貌极丑怪,性复严峻。一度独身北走,所到之处,必买媵婢,置房产,一两年后即弃之,什么都不顾就走了。人家请他吃饭,畅饮夜阑,张灯要送他回家,他怒骂主人说:‘世间惟淫奔、纳贿二者皆子夜行之,岂有正人君子而夜行者乎?’主人屏息肃...

原载《群言》2016年8期

被誉为恂恂儒者的董桥先生曾在《夜行者的独白》一文中讥讽了顾炎武,说他甚奇而怪,乃至神经兮兮:“顾亭林学问文章俱佳,貌极丑怪,性复严峻。一度独身北走,所到之处,必买媵婢,置房产,一两年后即弃之,什么都不顾就走了。人家请他吃饭,畅饮夜阑,张灯要送他回家,他怒骂主人说:‘世间惟淫奔、纳贿二者皆子夜行之,岂有正人君子而夜行者乎?’主人屏息肃容,不敢置一辞。”

顾炎武

这或许是我看到的对顾炎武最不留情面的批挞。用任性的偏见或时代的隔膜恐怕难以解释。然而,来不及澄清,近日又有人大段引用,写了杂文再度讽喻。

顾炎武从小就与归庄一起,并称为“归奇顾怪”。因为幼时出天花,导致左眼生出一层云翳,瞳仁中间白、四周黑,且有些偏斜。但他何止是相貌古怪,性格落落不苟于世,更由于峻厉——一种不可摇移的操守,令某些人难以接受,也令董桥先生有了文章。董桥先生的讥讽很痛快,损人却未免太轻率。

恰好近日读到清代陈康祺的《郎潜纪闻》,卷三有一则写到了顾炎武的峻厉。顾炎武曾批评:“北方之人,饱食终日,无所用心。南方之人,群居终日,言不及义,好行小慧。”有一次,他的外甥东海学士请顾炎武夜饮,他当场发怒道:“古人饮酒卜昼不卜夜,世间惟淫奔、纳贿二者夜行,岂有君子而夜行者乎?”天色已晚仍然在喝酒,被他与淫奔、纳贿相提并论。

原来,请顾炎武吃饭的并非泛指的“有人”,而是“东海学士”。东海学士是谁?学界说法不一,或指徐乾学。顾炎武三个外甥徐乾学、徐秉义、徐元文,是他五妹的儿子。五妹深受顾炎武的影响,不但自己知书达理,对三个儿子的管教也十分严格,促使他们经由科举走上了仕途。兄弟三人荣列鼎甲、同朝为官,不仅在江南一带十分罕见,也成为明清科举史上的一桩奇事。后来,徐元文的儿子徐树本,中丁丑科甲榜,入翰林。徐乾学的五个儿子徐树谷、徐炯、徐树敏、徐树屏和徐骏,也相继登甲榜入仕,时称“五子登科”。

作为徐氏三兄弟的舅舅,名满天下的大儒,顾炎武曾给予他们经济上的资助,对其学业功课也悉心指点。相对而言,三个外甥中他还是比较喜欢老三徐元文。倒不是因为徐元文在顺治年间便高中了状元,比两个哥哥早登科第,而是他觉得,徐元文品性端正,为人善良,将来或许可以做一个好官。对徐乾学却有些疏远,觉得他功利心太重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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顾炎武45岁后北游,很少与他们见面,但书信不断,一再勉励他们要做清官、做好官。当官最重要的事是“激浊扬清”,而最根本的是“养廉”。他在《日知录》中有一段警言,“盖不廉则无所不取,不耻则无所不为”,强调的正是当官必须有鲜明的廉耻心。廉耻心是做人最基本的准则,假如连廉耻心都失去了,什么样的事情做不出来呢?

历史往往比想象的还要巧合。顾炎武绝不肯入仕清廷,三个外甥偏偏“同胞三鼎甲”,当上清廷的大官。他们所拥有的文学侍从或者称作“帝师”的身份,对于康熙皇帝以及时政走向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。

康熙十分关注史学,徐元文常常从历史上的经验教训出发,为皇帝叙史论道。即事以穷理,论道以敷治,表里精粗,全体大用,通贯如一,先后相成,讲得非常到位。徐乾学则以文学之长,得到皇帝的恩宠。他还在与康熙皇帝的对策中,将顾炎武的赋税思想直接提供给了康熙。徐乾学的《园文集》中有这样一条记载:

昨岁对策,谓须得公忠强干臣,权万物之有无,计百姓之赢绌,而为之变通,盖实本于先生之论。呜呼!今日司国计者,不可不三复斯篇也。

徐乾学认为,为了国计,不可不将顾炎武的观点反复灌输给康熙皇帝。

如果说,徐元文在奏疏中论科举,与顾炎武在《生员论》和《日知录》科举条中的议论大体是一样的,徐乾学则用顾炎武在北方经过实地考察后写成的名文《钱粮论》做对策,并且力倡此论,还把它推荐给同僚,要求大家都读一读,从中得到启示。

透过历史的烟尘,我们可以看到,三个外甥在清廷的显赫地位帮了顾炎武很大的忙,使他免遭诸多麻烦。顾炎武也在逐渐演变的局势下,学会了尊重客观现实,适应环境。

晚年的顾炎武因行动不便,居住在陕西,不愿再去北京,但始终与三个外甥保持着书信来往。康熙十九年,徐元文正在监修《明史》,顾炎武得悉后,专门给徐元文写了一封信,向他叙述了自己的意见。顾炎武认为,修《明史》宜以邸报为准,同异并存,留待后世公论。他谈了邸报的作用,又批评了《元史》的某些错误,同时考虑到种种因素,语重心长地告诉徐元文,私人信件里可以直言不讳,臧否人物,批评事象,公开的文字却应该多加斟酌。

徐元文听取了舅舅的建议,很认真地向朝廷提出了有关奏请,在修《明史》时加以调整。

在史学方面,徐氏兄弟也根据顾炎武的主张,从史实出发,客观地撰写《明史》。徐元文撰写了二十二卷,徐秉义撰写了三卷,为后来《明史》的完成奠定了基础。

应该说,顾炎武与三个外甥之间有亲有疏、时亲时疏。他们的关系,从一个侧面透露了顾炎武与清政权的关系。他的许多治理国家的观点,尤其是廉耻、养廉、振兴经济的主张,经由外甥传播,使康熙皇帝潜移默化中有所接受,进而作用于时局,嘉惠于百姓。而他的《日知录》《天下郡国利病书》等著作,四处流传,甚至“朝野倾慕之”。

清代学者赵翼说,顾炎武“其身虽不仕,其言则可用”。这是恰如其分的评价。然而,顾炎武没有忘乎所以,始终保持自己的峻厉。

平心而论,顾炎武离乡背井,奔波于北方,确也置田垦殖,甚至为之在山东章丘缠上了官司。但从根本上看,他学会理财是为了更好地著书立说,并且能把这些书刻印出来。他一生无子,引为憾事,确也三次纳妾,甚至在59岁时还听从傅山的建议纳了小妾。然而,很快发现这件事做错了,赶紧写了一篇《规友人纳妾书》,表达悔意。说他“所到之处,必买媵婢”,一两年后即弃之不顾,仅是想当然而已。真实还原历史人物的面貌,是需要良知和良心的。

徐氏兄弟在京城当官,并没有忘记“落叶归根”这句老话。他们在家乡昆山玉峰山下建造了各自的住宅和园林,也特意为舅舅顾炎武造了房子,劝他不要再居住在华山脚下了,还是回到故乡昆山安度晚年,毕竟阳澄湖的大闸蟹和鱼虾诱人啊。江南水乡温润的气候,对于他的身体健康也大有裨益。出乎意料的是,顾炎武没有答应。

从顾炎武给学生潘耒的信中,可以清楚地感受他的心声:

……然而世风日下,人情日谄,而彼之官弥贵,客弥多,便佞者留,刚方者去。今且欲延一二学问之士,以盖其群丑,不知薰莸不同器而藏也。吾以六十四之舅氏主于其家,见彼蝇营蚁附之流骇人耳目。至于征色发声而拒之,仅得自完。

看起来,这是以舅舅的身份批评徐乾学的所作所为,实际上却是以一个学者的目光批评“世风日下,人情日谄”的社会现象。青年时代他就不肯与官场的蝇营蚁附之流合作共事,到了晚年,怎么可能改变初衷呢?恰恰是年事愈高,孤傲的脾性愈为凸显。他将天色已晚仍在饮宴,与淫奔、纳贿相提并论,也就丝毫不难理解了。

住在徐乾学家时,顾炎武曾写过一首题为《赋得檐下雀》的咏物诗。耐人寻味的是,他不把自己比作鸿鹄,而是比作麻雀。麻雀不能自己筑巢垒窝,常常徘徊在无所依靠的屋檐下。或许它谋求的,仅仅是一根可以栖息的枝条,但是这样的愿望竟也难以实现。麻雀有自己的志气,虽然曾窥探过王谢之家的殿堂,但不想在那儿筑巢定居;虽然寄身于别人的屋檐,却洁身自好;虽然羡慕那些出入于权贵之门的人,却又明白会有诱饵、弹丸加害自己……

后来,顾炎武又写信告诫自己的门生潘耒说:一个人处在这个时候,只有“退”和“拙”两个字可以让自己免受灾祸。我已经不再年轻了,对世界上的事看得很多,谨以“退”和“拙”两个字赠给你。

一个饱经岁月沧桑的老人,一个对社会和人生有深刻了解的学者,一个曾经壮怀激烈的志士,对他最得意的学生,以“退”和“拙”两字作赠,表明自己的心志,令人深思。

一个人要想在腐败的社会风气中保持特立独行的节操,必须具有耿介的品格。耿介,即峻厉,就是要有自己的独立人格。国家独立之根柢在于个人的独立。要“保邦于未危”,必须从提倡个人的独立人格开始。顾炎武说,商朝之所以灭亡,就是由于大臣们没有独立人格,任凭君主胡作非为;作为泱泱大国的楚国之所以被秦国灭亡,就是由于“兰芷变而不芳,荃蕙化而为茅”。大家都与腐败的社会风气同流合污,造成群体性腐败,国家安能不亡?!

顾炎武的峻厉,对于今天的人们有太多启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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